同样,委派亲近我方的人担任“两面派”乡长,是打进敌人内部,保证基层政权不变色的又一必然措施。
1943年推行新乡制时,八区蒋华镇镇长的位置虽有多人角逐,且有日伪背景的人。但我党黄凌强区长为了让这一岗位掌握在自己手中,便通过伪军上层关系,利用其内部的矛盾,将这一纸委任状交到蒋华镇社会名人,实为亲我的春生堂药店老板孙元成手中。由于选对了人,孙元成走马上任后,在此后的通报敌情,拔除碉堡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至此,全县101个乡镇在实行新乡制时,近三分之二以上的政权,均由安排的“两面派”人物担任。
此后,敌人在秋季以城黄路为界,对路南区进行的三次大的清乡、扫荡活动中,溪桥这块灯底下黑的地方,不光成为沟通路南路北的联络点,且多次为县委召集大型会议提供了安全的落脚点。
谋取番号——截获弹药组建革命武装
龚永嘉是中共泰兴县委书记黄云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。这个毕业于淮阴农校的学生,受组织委派到泰兴城做地下工作后,通过开办三友书店,结识伪军上层,从到伪县政府教育局当职员,兼伪十九师七十五团政训室政训员,后又当上伪十九师师长蔡鑫元主办的“丽社”办事员。1943年初,受命于黄云祥由政界进入军界,到伪十九师弄一个合法番号,搞自己武装的指示,通过其父早年学生,时任伪七十五团军需主任周泉连的关系,从七十五团团长顾凤山手中,拿到了特务二营少校营长的委任状。就此于城内小西门龙王庙正式挂牌招兵,从而在敌人的眼皮下,组建起一支为我党暗中掌握的革命武装。
此后,龚永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,在城北门杨震泰酱园店设了一个地下情报站。迅速及时地将城内日伪的军事、组织及部队调动,乃至国民党地下潜伏人员等等情况,源源不断地送往我驻扎在农村的抗日政府手中。其本人虽也历尽艰险,也因叛徒出卖被逮捕过,但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,终于在1944年1月24日将部队整建带回根据地,于此后的解放战争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。除这一支部队外,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三纵队张公任部经理处长马般青,这位抗战初就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,就曾奉陈玉生之命,利用过去与伪十九军司令蔡鑫元磕过头,拜过把兄弟这一层关系,率两个团的部队打入敌营。1941年黄桥决战前夕,马般青从内线获悉“第三战区接济韩德勤的弹药不日要从李明扬防区港口经过”的这一消息后,经陈玉生派部队沿江巡查,终于在龙稍港截获到由五六十小船夹塞在芦草的20万发子弹,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此后的黄桥决战。
同样,受马般青暗中领导的该部警卫连连长吴东之,也曾利用其特殊身份,送出重大情报20多份,保护救出新四军干部战士11人,亲手处决国民党特务,汪伪汉奸骨干分子5人。1944年1月23日,身为季家市伪据点连长的他,又遵循党的指示,带部以反正的名义回到解放区。此后在陈玉生部升任为大队长。
硝烟散尽,历史不再。革命英雄们勇于斗争,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,不光为我们迎来了全民族解放的前进步伐。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,也必将永垂史册,千古流芳。
(来源:乡风儒语)